被誉为“日本战后中国研究第一人”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原所长竹内实教授，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程麻，从其一生的学术成果中选译成的十卷本中文版《竹内实文集》，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全部出齐，向
竹内实先生１９２３年生于中国，后回日本读大学和研究班课程，其矢志研究中国并最终成为战后日本现代中国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的研究宗旨是促使日中两国人民在真正理解的基础上友好往来。他从青年时代开始讲授中国语和中国现代文学，进而研究毛泽东与中国历史，其学术领域逐步扩展，研究水平也日益受人瞩目。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竹内实以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独到理解和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敏锐观察，始终保持着冷静分析的眼光。他不随波逐流的批评姿态，在当时的日本学者中十分特殊。此外，在批判日本的侵华战争责任、推动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及促进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等方面，竹内实也都具有远见卓识。其学术成就不仅在世界中国研究领域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竹内实非常希望中国学术界和普通中国人来检验和评价自己的学术成果，并认为中文是与各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们相互交流的共同语言，因此决定首先以中文印行自己的文集。经与选译者协商，全套文集按照竹内实的学术历程，依其研究重点和先后顺序分类编排如下：
第一卷 回忆与思考
第二卷 中国现代文学评说
第三卷 毛泽东的诗与人生
第四卷 毛泽东传记三种
第五卷 日中关系研究
第六卷 文化大革命观察
第七卷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追踪
第八卷 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第九卷 中国历史和社会评论
第十卷 中国文化传统探究
本文集的选译曾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日本卡乐比基金会等大力襄助。这是日本健在的中国研究家首次在中国出版的个人文集。
魂牵梦绕的中国
写在《竹内实文集》全部面世之际
程 麻
《竹内实文集》中文十卷本至今已全部面世。这套文集从开始选译到全部出齐大约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若从开始筹划时算起，则有近十年了。期间，我作为主要策划与翻译者，所了解和经历的一波三折，一言难尽。现在总算与竹内实先生了结了共同夙愿，此时此刻称得上百感交集。
对于竹内实先生在日本与世界中国研究领域里的地位来说，这套文集的出版姗姗来迟，装帧也显得过于质朴了。不过我想，这倒与终生感受与研究中国的竹内实先生的为人、为文风格恰好吻合。中国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叫作“包子有肉不在褶上”。用其比喻竹内实先生的学术成果可能太土、太俗气，但我知道，竹内实先生最热衷与迷恋的就是中国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同样，他看重的是这套凝聚着他一生研究精华的文集在中国及各国中国研究界的反响，而不在意是否时髦与走红。作为选译者，我希望读者在拿到这套沉甸甸的十卷文集时，能够感受到其中学术与文字质量的厚重。
竹内实先生曾多次表示，不同意别人称自己为“日本战后中国研究第一人”或者是“日本现代中国研究的泰斗”之类，宁愿自视为“日本战后中国研究的开拓者”。我虽然也算得上对他了解与熟稔，却从未锱铢必较过以上这些称谓的“含金量”究竟孰高孰低。竹内实先生首肯后一种说法，似乎主要珍惜自己在战后日本开创现代中国研究筚路蓝缕的心血，而并非看重什么褒奖之意。因为他对中国的执着与依恋，并非像战后日本一般的中国研究者那样，仅仅基于对中国的新奇神往，甚至是旨在博得学位或职业声誉。他与中国的因缘是与生俱来的，是心之所系、情之所依，称得上终生魂牵梦绕。这当然与他在中国出生有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他从小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下层，没有像某些在华日本人那样趾高气扬的优越感，而且比他们更多地耳濡目染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也就是为什么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出生与生活的日本人虽不少，而他们中像竹内实一样在战后投身中国研究的人却凤毛麟角的主要原因。
很多人喜欢将外国人的对华态度划为“友好”或“不友好”两大类，这样的区分固然没有错。不过，我觉得就竹内实先生来说，更应该重视与强调的还是他那种始终不带先入为主的偏见，矢志不渝地对中华文明感同身受地努力理解与认识的真诚、亲切而又公正的文化与学术心态。这恐怕并非是仅仅“友好”二字能够包括得了的，而似乎是一种比普通意义上的“友好”更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甚至可以说与中国人休戚与共的历史责任感。这也是我在谈论竹内实时很少使用“友好”二字的原因所在。在竹内实心目中，对中国“友好”是题中应有之义，他所追求与企望的是要高于“友好”境界之上，更内在更本质地“理解”中国，因为他觉得实际上是“友好容易理解难”。后来，他将其定为了一篇文章与一本文集的名字。
竹内实先生并不是什么天生就有“中国心”，是“中国通”。他是在走过将近“米”寿的漫长岁月，经受了许多曲折，甚至饱尝了苦辣酸甜之后，仍然不懈地致力于能够比惯常“友好”更深刻，也更经得起后人推敲的学术境界。正因为这样，竹内实先生始终没有由于中国一时的政治变动或中日关系的顺与逆而改变对中国魂牵梦绕的初衷。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左翼立场鲜明，多次奔波在中日之间，参与两国友好运动，并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但同时，他又及时评点了新中国成立后接二连三出现的批判知识分子的种种斗争，表示出疑惑与反感。尤其是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竹内实先生因始终坚持冷静观察和不能苟同的态度而陷入孤立的境地。然而，他没有为此流露过丝毫哀怨之意，直到“四人帮”垮台，也没有觉得完事大吉，而继续步步跟踪着中国迅速改变与日新月异的动态，为之动容，为之喜忧参半。若是换成另外的人，经过这几十年的反反复复，事后也许难免会为当初属于“掌握真理的少数”而现出沾沾自喜之态。但竹内实先生则是越到后来越多次发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她的研究，犹如在长长的隧道里摸索着前进”的慨叹。就像“友好容易理解难”早已成为日中两国学术界的共识一样，他关于要从中国文化传统理解当代中国现实社会的告诫，也开始成为日本政治家的箴言。这或许是对竹内实终生学术成就的最可喜的回报。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日本学者，竹内实先生此前没有在日本出版过大型文集，却坚持首先以中文选译出十卷本面世，这小而言之是为中国，是想请中国民众和学者来回顾与检验自己终生对中国的感受与审视是否真正切中肯綮，即向自己的情感归属和学术对象交回一份总结性的答卷；大而言之则是为了世界，可以借此与各国研究中国的学者们切磋交流，因为他们之中很少有懂日语的，而中文堪称中国研究学界的“世界性语言”。这或许正伴随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逐渐增大，中文也越来越普及的历史潮流相一致。我觉得，无论着眼于哪一点，中国人特别是视野开阔的中国学者都不能不重视这套中文版《竹内实文集》。
翻阅或通读过这十卷本中文版《竹内实文集》，不难觉察出作者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是与新中国的成长同步的。第一卷《回忆与思考》看起来内容纷纭杂陈，篇幅长短不齐，但差不多浓缩了竹内实先生一生的心灵经历、情感回味与唏嘘慨叹。其中既有作为普通日本人游移于中日两国生活、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复杂体验，也反映了一位学者对中国现实问题和日本研究中国的历史的种种反思和评价。它们并非都称得上冠冕堂皇的学术论文，而是情真意切的自然流露，也是难以抑制的内心倾诉。不妨说，无论是在研究中国的学者成堆的日本还是世界的中国研究领域，能够像竹内实先生这样既尊重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传统，又从不虚伪地阿谀迎奉，称得上与中国人休戚与共的，实属弥足珍贵。也许只有真正懂得这一点，在阅读以后按照研究内容分门别类选译各卷文集时，才不至于只是推敲其中当初对中国问题的判断甚至猜测准确与否。举例来说，一位多年未能够亲自踏上中国土地的外国人，在周围大多日本学者异口同声称颂“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中，独自直斥“四人帮”所作所为是“离经叛道”，当时曾亲临其境的中国人不能不钦佩竹内实先生当日的胆识。而他对当时中国的一些具体事实见之不得、听之不全，事后加以补充纠正自然需要，但不必因瑕而掩瑜。我们更加关注竹内实先生的应该主要是其真情实感、学术立场与研究方法。这对外国学者公平，对中国学者更有益。
我对竹内实先生最早的关注，是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这是竹内实先生研究现代中国的起点，也属于本人的专业范围，也就成了自己了解与理解竹内实先生的开始。那是在１９８０年以后的事情。收在本文集第二卷里的文字都是这方面的内容。当时我最感到惊奇的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许竹内实先生是对当时中国众多批判知识分子的斗争与运动投入极大精力加以关注，并逐渐流露出反感情绪的极少数外国人之一。他似乎早早就对之怀有切肤之痛。如果不是将中国视为“第一故乡”，将中国文化人视为“知己”，恐怕决不至于如此牵肠挂肚。这也为他后来自始至终批判与抵制“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竹内实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另一重点为鲁迅及其作品，与其他学者不同的视角是：他非常强调与突出恢复鲁迅的平民本色，如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他生活的周围条件，他担任的职务与世俗身份等等。这些描述与分析与中国长期以来“神化”鲁迅形象及其思想的倾向相比，恰成鲜明的反差。可惜当年并没有中国学者及时向国内传递这些信息，译介这些著作与论文。
竹内实先生的中国研究有一句名言：不同国家之间“友好容易理解难”。后来，不断有人对这句话产生共鸣而进一步强调“友好不易理解难”或者“友好不易理解更难”等等。这说明，理解异域文化的困难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吸取历史上众多因对外国实情的理解失误而导致的灾难与惨剧的教训，只会使人们对异域文明更加重视如实研究与公正看待。这是涉及世界性意义的大课题。这也是当初选译出版《竹内实文集》的初衷之一，但愿读者都能够认同这一初衷并对之“理解”。
友好不易，理解更难
评《竹内实文集》第五卷《日中关系研究》
王晓秋
“友好容易理解难”是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先生的一句名言。１９７５年竹内实先生在《日本和中国的接触与交流――以历史为鉴》一文中就指出：“友好这个词，说起来确实是并不怎么费力气的”，“如互相派遣代表团，举行宴会、握手、表达亲切之情等等，在那种种热烈的气氛中，其中难免虚假的应酬。”因此“理解总比友好更困难一些”。（《竹内实文集》，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５月版，第５卷，第３０４页。以下出自该卷的引文均只标页码）１９７８年，他在《理解与友好》一文中进一步阐述：“在我看来，一国（或者民族、区域）与另一国之间，与相互友好的难处相比，还是彼此‘理解’更困难一些。说得极端点，可以说友好容易，理解难。”他还说：“我当然并不是反对‘友好’，而是觉得如果缺少‘理解’，其危险犹如在沙滩上建立起楼阁。”（第１卷，２００２年１月，第３７１页）在这些思考和分析中，处处体现了一位正直、智慧的日本学者的良知和远见卓识。
早在１９７２年中日恢复邦交之前，竹内实先生就致力于日中友好运动，但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日中友好的基础尚未建立。他在１９６０年《对所谓桥梁关系的思考――谈日中关系的基础》一文中，曾引用日本作家武田泰淳在小说《风媒花》中对在中日两国之间搭桥的比喻。有人认为在日中之间的桥上涂上油漆，增添支柱，便能够实现“日中亲善”，而实际上日中之间“本是耸立着悬崖，横亘着深渊的”，“在两边已经崩溃的堤岸之间，想费力架起坚固的桥梁并走过去，是行不通的。假桥或临时的桥，在那激流面前已经腐朽了。”因此如果要架设一座新桥，这个工作的第一步，“则是必要努力改造两岸的基础。”（第９８页）日中之间的悬崖、深渊正是日本军国主义长期对中国的侵略形成的，要打好架桥友好的基础，首先是对日本侵华战争历史的认识。因此竹内实先生批评日本有些人只把友好挂在嘴上，仿佛只需要向中国呼喊，却不去改变日本的现实。没有深刻反省：“这种桥梁究竟应该立足于什么新的基础上。”（第９７页）
在１９６９年写的《虚构的日中和平》中，他更尖锐地指出：日本政府自认为签了“日台条约”后日中已结束“战争状态”，其实这是一种“虚构的日中和平”。“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是谁都无法否定的。”（第１５３页）有人想竭力否认历史上所欠的债务，“那必须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第１５４页）他希望将来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够承担起责任”，拿出真诚的认罪和赔偿的勇气。但他又预言：“要达到这一境界，必须经过艰苦的历程。”（第１７４页）
１９７２年通过田中访华，日中两国签署了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不少人以为日中关系已经实现友好，可以一帆风顺了。竹内实先生却非常冷静地提出告诫：“对今后的日中关系，不应该将其描绘成玫瑰色的梦”，“应该慎用‘友好’二字”。（第２３５页）因为在近现代，日本从未尊重过中国的主权，“在我们面前还堆积着在战后日本各个时期留下的遗产”，“要是不正视这些事实的话，无论使用了多少美丽的词藻，只要时代一有变化，它们就会被忘得一干二净！”（第２３６页）他非常有远见地断言：“今后的日中关系，无疑取决于我们对近代以来日本的历史的认识。”（第２３９页）真是一语破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日本没有彻底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中日恢复邦交后，才发生那么多的摩擦、分歧和曲折。
１９７８年，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许多人都沉浸在日中友好的气氛和幻想、憧憬之中。竹内实先生又及时提出警告。就是在这一年，他以史为鉴，回顾“日中友好的百年迂回之路”，指出一百多年前即１８７１年日中两国缔结了第一个建交条约《日中修好条规》，可是１８７４年日本就出兵侵略台湾……过了一百多年才终于又回到了当初的出发点。他认为“也许只有当‘友好’不再挂在嘴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成为真正相互融洽（不害怕对方）的邻居。”（第３４７页）
１９８１年，竹内实先生又指出：“‘友好’这个词显然已经用得有些过滥。”（第３４９页）八十年代初确实曾经掀起过日中友好的热潮。他引用１９８０年日本总理府的一份民意调查，在回答的日本人中，认为对中国感到亲切的达７９％，认为日中友好关系发展了的达８０％。（《朝日新闻》，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９日）可是，竹内实先生当时清醒地表示：“至于说能够保证这样的现象永远持续，并使之稳固下来，我却没有十足的信心。”（第３５０页）他预料如果缺乏理解和信任，“那种所谓的‘日中友好气氛’，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低潮。”（第３５９页）真是被竹内实先生不幸而言中，事实证明由于历史认识等等问题，尤其是小泉首相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二十多年后“日中友好气氛”果然走向了低潮。据《读卖新闻》２００６年的一份民意调查，回答的日本人中对中国“印象不好”的多达６７％，认为现在日中关系很差的竟占６６％。（《读卖新闻》，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１日）前后反差何其大焉！难道还能以为日中友好那么容易吗？１９８８年１月１日，竹内实先生还发表了《质疑日中友好》一文，指出：“尽管处处在呼吁重视与强调‘友好’，却仍旧可见有损于‘友好’的现象”。他建议，与其唱高调、贴标签，不如“改大声的‘友好’为小声的‘喜欢’。”（第３８６页）先去了解、理解和尊重对方，并努力加强文化和经济交流的纽带。
从这些文章中，我们看到一位日本有识之士如何冷静地思考历史，面对现实，不为一时虚热的气氛冲昏头脑，始终执着地强调中日真正友好的基础是相互理解。那么怎样才能达到相互理解？日中之间理解的基础和关键又是什么呢？竹内实先生在许多文章中深刻探讨和剖析了这一问题的实质和要害，那就是历史认识问题，特别是战争责任问题。
早在１９６７年，竹内实先生在早稻田大学纪念“七・七”事变三十一周年集会上的演讲中就已明确指出：“说到和中国的关系，战争责任的问题始终是与对中国的认识缠绕在一起的。”“如果不摆脱所有的历史阴影，便无法推动历史的前进。”必须正视历史的启示，“如果真想忘记它，那当初就不应该那样做。要是当真忘记了的话，恐怕后来再也无法主动左右历史了。”“作为日本人，显然都应该反省日本军队的残暴行为。这种反省，不能只斤斤于残暴程度的大小。我认为，我们必须深刻挖掘这种肆虐的实质，弄明白如此肆虐源于何处，以及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肆虐？”（第１４０页）在这次演讲中，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从根本上说，日本军队的残暴行为，源于日本人思想的深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则是源于天皇制思想。”（第１４１页）
竹内实先生认为相互理解要设身处地与换位思考。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日本军队在南京中山陵的牌楼上，用带血的大字写着“十二月十日小林部队占领”。而中山陵是中国国父孙中山的陵墓，“我们设身处地试想一下，要是改为把明治神社的鸟居上也写上字，那究竟会怎么样？”正因为对历史的无知，“才有那些肆无忌惮的残暴行径。”（第１４５页）对日中战争的历史，首先要分清谁是加害者，谁是受害者，“如果不从根本上做到这一点，那日中关系尽管也有进展，但终归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第１９１页）
竹内实先生指出：“我认为至少要在历史教科书上明确写明１９３１年以后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侵略，应该讲清楚究竟是怎样进行侵略的，侵略的起因是什么？应该让历史事实在日本民众的心里扎下根，并把这作为日本民众对中国民众的一种赔偿。”他还认为战争责任，即通过战争使人们受害的责任，即使赔偿了，也仍是不可赦免、无法赎买的罪行。但是“赔偿是必须支付的，日本民众应该向无辜牺牲的１０００万中国人民的灵魂，发自内心地给予赔偿。”（第２５４页）
在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以后，中日两国之间外交仍然出现一系列的摩擦和纠纷，例如教科书、光华寮、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还有日本政府的一些大臣不断发出美化侵略战争的所谓“失言”。竹内实先生认为这些问题都与对战争责任的历史认识有关。他严厉批评了那些企图歪曲历史、掩盖战争罪行、为侵略战争辩护的人。并分析某些人不愿正视历史、承认战争责任的心理障碍，“或者是由于从自己良心上讲，觉得侵略的行为非常可耻，因此难以接受；或者当初就没有想到其属于‘侵略’行为，良心根本没有受到谴责；或者是因为想到‘战死’的亲戚与朋友，不愿意承认为‘侵略’而死。”（第４０３页）
竹内实先生在文章中不仅指出了理解的困难，也提出了实现理解的途径和方法。他主张，首先通过总结以往的正面与负面的经验，“从我们所处的被动地位上，迈出新的步伐。”应在教科书中，明确地记述甲午战争、满洲事变、日中战争等历史事实真相，讲清楚“为什么在这一段历史当中，日本会对朝鲜和中国等进行侵略。”“要从根本上使整个日本能够正视历史的真相。”（第３０６页）“只有立足于这样的起点，才有可能让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变成可以信赖的遗产，并代代相传下去。”（第３０７页）
竹内实先生提倡加强中日两国互相研究，“研究的根底越是深厚，研究的预见性就会越精确。不言自明，尽快实现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以及研究人员与社会的沟通，无疑将会促进研究的深入。”交流的机会多多益善，交流方式也应多种多样，还应提倡个人或小团体的研究与交流。（第１４０页）他还建议，为了加深中日互相理解，还需要加强了解和研究两国的历史、文化、习俗和内在心理，甚至不同的情感、语言表达方式。
同时，竹内实先生也真诚和直率地提醒中国方面，“在日本国民中，对历史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它也影响到了政党。”而中国方面对日本国民这样的意识状况关注不够。如果完全按照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眼光来看待日本的情况，“是不太合适的”。（第４２５页）他认为“今后应该是日本与中国互相理解的时代，那么中国方面应该怎样理解日本人对自身的认识呢？”（第４４０页）无疑，这也是我们作为中国人，尤其是中日关系研究者们应该认真思考和研究的。
《竹内实文集》第五卷中的文章，表达了竹内实先生以清醒的头脑、锐利的眼光、深邃的思考、独到的见解对日中关系发表的种种真知灼见和远见卓识。尽管这些文章差不多是在５０年前到１０年前先后撰写的，但今天读起来，还那样具有现实感、震撼力和启发性、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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